股票配资公司口碑 首秀南国书香节，岭南古籍社有哪些厚重佳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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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5月9日，“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揭牌仪式”在广州柏园举行。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于2023年8月3日获批设立，是近40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设立的唯一一家古籍出版社，也是岭南地区第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。2024年南国书香节上，岭南古籍出版社首次参会并带来了新出版的两本书籍与读者见面。
重回背后的故事
2024年8月16日，《重回1500—1800：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》新书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广东馆举行。该书为历史文化学者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武斌新作，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受访者供图
活动期间，武斌向现场读者分享了1500—1800年亚欧大陆文明发生的故事。“在1500—1800年，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。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，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。”武斌表示，那时的西方还处于崛起的阶段，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正在重构，新的秩序和社会风尚还没确立，新的规范和标准，对生活的解释都在塑造中。
而在欧洲社会面前，中国人活成那个时代最应该的样子，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“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”。中国的丝织品、茶叶、瓷器、漆器，装饰风格、园林艺术、诗歌戏曲、孔夫子的道德哲学、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、科举取士制度，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，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、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。伏尔泰、莱布尼茨以及魁奈等人把中国视为道德的楷模，制度发展的导师。中国的疆域广大，人丁兴旺，科举制度，安定祥和，与欧洲社会冲突和战乱连绵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，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的超越力量，这种影响在现代文明的起点上就已经出现并持续多个世纪，为西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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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欧洲人面前，此时的中华文明就是‘王炸’般的存在，全面辉煌且有巨大的能量。1500—1800年的中华文明处于内部掌控、外部影响阶段，以高度成熟之美为西方提供了样本，直接或间接塑造了西方文化。”武斌说道。
据了解，《重回1500—1800》一书深入研究了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，通过希罗多德、马可·波罗、利玛窦等历史人物的故事，揭示了中国对欧洲文明的深刻影响，以及这些影响如何推动了西方的崛起。书中详细阐述了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印刷术等中国元素如何改变了欧洲社会、文化和经济，为现代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该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探索之旅的读本，更是对东西方文明互动的深刻反思，展现了中国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重要地位。
一个人的历史
2024年8月16日，“《蒲蛰龙传》新书发布会”在南国书香节举行。活动邀请到了蒲蛰龙的第一位博士生、中山大学教授、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原所长庞义，与作者麦淑萍共同回忆蒲蛰龙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今年7月，《蒲蛰龙传》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该书详细记录了蒲蛰龙一生的事迹，麦淑萍通过整理自己数十年潜心搜集有关蒲蛰龙的手稿、信件、照片等珍贵材料，并走访了多位蒲蛰龙生前同事、同学、学生及亲友，以翔实的材料描绘了他的科研生涯和心路历程，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呈现了一位爱国爱民、治学严谨、敢为人先的中国生物防治奠基人的人生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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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会上，麦淑萍分享了撰写《蒲蛰龙传》的心路历程，她深情回顾了与蒲蛰龙的交往经历，以及他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国家建设的无私奉献。
她表示，蒲蛰龙在昆虫学领域，特别是害虫生物防治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，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关注社会、关注民生、深入生活，努力运用科学知识解决“三农”难题，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，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，推动了我国生物防治事业的国际化进程。
据了解，蒲蛰龙是现代中国“以虫治虫”“以菌治虫”的领航先锋，通过繁殖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虫的实验，成功打响了中国“现代生物防治第一炮”。他研究繁殖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、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壳虫、引进孟氏隐唇瓢虫防治粉蚧壳虫、利用质型多角体病毒防治马尾松毛虫等，解决了无数增产、丰产、护林、环保的大问题。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广泛推广应用，还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。
“蒲蛰龙不仅是大科学家，还是一位教育家。他学风正派，言传身教，非常关心、爱护学生，在专业上也是倾囊相授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。”麦淑萍表示，他对同事、学生都是关爱有加，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，很多学生都以蒲蛰龙先生为榜样，追随他的科研方向，他的科研精神和事业可谓是薪火相传，后继有人。
1970年，从中山大学毕业的庞义选择留校工作，做起蒲蛰龙的助手，开展“以菌治虫”的研究。凭着自身对该领域的热爱和追求，他决定继续攻读，成为蒲蛰龙的第一位博士生（在职），开始研究利用昆虫病毒、细菌、真菌等防治农、林、卫生害虫，从分子到应用，不断拓展害虫生物防治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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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庞义看来，蒲蛰龙知识渊博，平易近人，在他带领下，中山大学师生在害虫生物防治领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，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，使生物防治成为中山大学科研为生产服务的一面旗帜。
“当时的我像个小学生，又像个小兵，跟着蒲蛰龙先生上山下乡，到各地农田、林场、果园、菜地等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调研，去了解害虫防治情况。身上背个背囊，挂个行军壶，饿了就随便吃个便饭、几块饼干，衣服破了就自己补，半年时间我们踏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山山水水。”庞义回忆道。
据了解，今年恰逢中山大学百年华诞，而《蒲蛰龙传》在此时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，届时麦淑萍会将此书赠与中山大学。“我想将此书在中大校庆时作为一份礼物送给蒲蛰龙的母校，希望可以将他那种敬业执着、勇于探索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。”麦淑萍说道。
《南方》杂志全媒体记者 南方+记者｜李梦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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